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

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

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

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

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

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

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

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在宏觀調控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3／4。解決好農民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業問題這”三農”問題是黨和政府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要解決”三農”問題，就得眼光向內，解決內需問題。解決內需問題就是解決了中國的發展問題。當前，包括農業、農村、農民在內的”三農”面臨的問題，是中國整個經濟發展中關系全局的一個突出問題。努力減輕農民不合理的負擔，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確保糧食安全和讓農民增收，已成為中國”十五”計劃時期和今年農業及農村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

建國初期，黨和政府按照《共同綱領》保護私營工商業的合法經營和適當發展。但是，一些不法資本家不滿足于用正常方式獲得的一般利潤，用向國家干部行賄等非法手段獲取高額利潤。這種情況的嚴重發展，使黨中央不得不從1951年12月起在黨和國家機關內部開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并從1952年1月起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始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由于黨的正確領導，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這兩場運動的勝利，打擊了資產階級的違法活動，鞏固了工人階級和國民經濟的領導地位。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是共產黨的友黨、參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實行的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民主黨派的主要作用是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在我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利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利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有利于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

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從1952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全面展開的。它的主要內容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合作化運動實現的，它僅用四五年的時間，基本完成了5億農民從個體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轉變。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堅持自愿互利的原則，通過說服教育、典型示范和國家援助的方法引導他們在自愿的基礎上聯合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最后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逐步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三大改造到1956年完成，它使我國的經濟結構、階級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

人民軍隊創建之初，毛澤東就提出廢除舊軍隊的雇傭、打罵士兵和槍斃逃兵的軍閥制度，提出官兵平等的口號，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抗戰時期，毛澤東總結了我軍政治工作的經驗，鮮明提出了我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即”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并對其內容做了精辟的闡述，”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有三個，

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這就是在軍隊中肅清封建主義，廢除打罵制度，建立自覺紀律，實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團結一致的。

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

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

從1948年9月12日開始至1949年1月31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科學地分析了戰爭形勢，及時抓住戰略決戰的有利時機，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同蔣介石集團進行了空前的戰略大決戰，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從1948年9月12日開始，東北解放軍集中主力70萬人，發動了遼沈戰役，解放了東北全境，中國革命形勢由此進入新的轉折點；

1948年11月6日，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以及部分地方武裝共60萬人，發起淮海戰役，解放了長江中下游以北的廣大地區。

1948年11月23日，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兵團共100萬人，聯合發動了平津戰役，基本解放華北全境。三大戰役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軍事主要力量，為全國解放奠定了基礎。

抗戰勝利后，得到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府企圖壟斷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將中國繼續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1945年8月，蔣介石擺出一副和平姿態，三次發電報給毛澤東，邀請他赴重慶共商“國家大計”。中共中央分析，在當時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是有必要的：1.由于和平、民主、團結是戰后人民的強烈愿望，只要有可能，黨就應當爭取通過和平的途徑來實現中國的進步和發展；2.由于蔣介石的內戰部署一時難以完成，黨和全國人民是有可能爭取國內和平局面的；3.通過和平談判，可以使全國人民看清楚國民黨反動派真實面貌，對于提高人民的革命覺悟有很大作用。因此，中央的決定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親赴重慶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指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革命的任務，并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占領區殘酷地進行殖民統治和經濟掠奪，并且集中日、偽軍反復“掃蕩”敵后抗日根據地。國民黨頑固派繼續加緊反共“摩擦”。華北地區又遇上了年年災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敵后抗戰斗爭進入嚴重困難的困難時期。中共中央號召廣大軍民發揚革命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勝利，先后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精兵減政、統一領導、發展生產、整風運動、三三制政權、增產節約、減租減息等。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是兩個中心環節。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在克服嚴重的物質生活困難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整風運動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并進一步成熟起來。抗日根據地軍民正是在共產黨這些正確政策的指引下，克服了極端嚴重的困難，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了物質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所以，依法治國，是實行法治。法治是相對于人治而言，其核心是依法辦事，依法治理國家。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的戰略目標，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江澤民在慶祝建黨八十周大會上的年講話，尤其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含義的闡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從我們黨面臨的現實形勢出發，提出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努力目標、奮斗方向，通篇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光輝，體現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本質，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是新世紀中國共產黨人的宣言書，對于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指導意義。講話發表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它使黨和人民共同奮斗的思想政治基礎更加鞏固，黨的凝聚力、影響力、吸引力大大增強，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信心大大增強，人心思安，人心思進，由此進一步成為全國的人心所向。

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出席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并發表講話。他指出：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全黨同志和全國上下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要求，努力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貫徹”三個代表”要求，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保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必須使全黨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必須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必須以改革的精神推進黨的建設；堅持黨的思想路線，是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保持先進性和創造力的決定因素；黨的先進性是具體的歷史的，歸根到底要看黨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的作用；在新世紀新階段，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必須堅持和完善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密切聯系群眾，維護和增強黨的團結。

從1950年12月起，黨領導人民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建國初期，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余勢力極其猖獗，潰散武裝就有200萬，各種特務分子60萬，反動黨團骨干分子60萬。此外，在城鄉還有一批反動會道門頭子、土匪惡霸等反動勢力。他們到處造謠煽動，搜集情報，破壞生產，暗殺干部，甚至進行所謂“大陸游擊”。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保衛人民革命勝利的成果，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是黨當時面臨的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1950年7月21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也就此發出指示，要求全面貫徹黨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這一運動，基本上消滅了中國大陸上的反革命殘余勢力，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使全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我國的對外開放事業由此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新的機遇和挑戰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政府迅速轉變職能，在政企分開的改革道路上，加快步伐，以使經濟管理工作與國際接軌；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它要求全黨同志努力提高學習能力、應對能力、競爭能力、決策能力、創新能力，以適應形勢的要求。它要求領導干部努力掌握在開放條件下管理和駕馭經濟發展全局的本領，在工作中要全面考慮國內和國外兩種因素，善于利用好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善于把國際市場可能給我們帶來的風險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更好地促進我國現代化建設。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后，中央紅軍主力被迫撤離江西革命根據地，準備與二、六軍團會合，沿途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兵力損失過半。12月，黎平會議后，紅軍改變會合計劃，向貴州腹地進發。1935年1月，紅軍攻打婁山關，占領遵義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會后，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翻越夾金山。6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合，開始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作斗爭，左路軍走過人跡罕至的草地。隨后，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繼續北上，攻克天險臘子口，翻越六盤山，到達吳起鎮與陜北紅軍會師，中央紅軍長征結束。紅軍指戰員在長征途中表現出了對革命理想和事業無比的忠誠、堅定的信念，表現出了不怕犧牲、敢于勝利的無產階級樂觀主義精神，表現出了顧全大局、嚴守紀律、親密團結的高尚品德。這些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堅忍不拔，自強不息，勇往直前。